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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忆为什么要给孩子们讲这25个故事?

给孩子 2022-09-14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青艺评 Author 余静如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是王安忆选编的一部面向“孩子”的读物。她在这本书里,给“孩子”划定的界限是八到十八岁。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呢?


王安忆为什么要给孩子们讲这25个故事?

文| 余静如


王安忆(肖全摄)


为什么是八到十八岁的孩子?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是王安忆选编的一部面向“孩子”的读物。她在这本书里,给“孩子”划定的界限是八到十八岁。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呢,也许因为这个年龄段多是价值观还没有定型的青少年,他们还有可塑、可引导的空间。


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说: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就死去了,因为过了这个年龄,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。这大概指的是一种价值观、人生观包括思维方式的定型,使得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相对封闭,不再开辟新的路径,看世界一直依赖旧有的经验和思考方式。这当然不是绝对的,但到现在,这个说法还是能够适用于大多数。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编者王安忆 

怎样界定一部作品对孩子是否有益,其一是增长知识,其二是引发思考。这两点,尤其是第二点,是大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备的功能。而对于孩子来说,这两点尤其重要。


怎样给孩子们讲述时代?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选择篇目的一大特点,体现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上,选篇中有汪曾祺的《黄油烙饼》,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。冯骥才的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,背景在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。王璞的《捉迷藏》,背景在一九六六年。东西的《你不知道她有多美》,背景是一九七八年唐山大地震。其他的篇目也都很有时代感,这些小说篇目虽然大部分出自名家之手,但当下的许多中青年人都没有读过,如果不是这一次被编者选用,它们重新出现在青少年视野中的几率微乎其微。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

编者:王安忆 

出版:中信出版社

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,这些作品的内容或许会给青少年阅读者带来陌生感和新鲜感。举个例子,在朱山坡的小说《丢失国旗的孩子》中,有这样一个情节,孩子丢失了国旗,父亲便拿起枪来,喊着要将他打死。这个情节放在当下,荒诞不下于卡夫卡,但放在过去的年代却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样的一些作品,能够引发孩子们关注父辈以及祖父辈的时代,恰好能够补充他们在教科书上所学不到的知识,毕竟在课本上读历史和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历史是很不同的。


怎样阐释“亲情”、

“友情”、“爱情”?

“亲情”、“友情”、“爱情”,谈到人类的价值观,总是逃不开这些词语。但是怎样向孩子们阐释这些词语呢?它们都是不容易被定义的没有实体的概念,搞不好就会成为虚假的、欺骗性的空洞名词。而小说是最好的办法,它能够把抽象变为具体,再把具体引导向抽象。


汪曾祺的《黄油烙饼》,讲述的就是一个有关亲情与饥饿的故事,年幼的孙子在祖母的庇护下,未触及到饥饿的最里层,但在祖母去世许久之后,孙子吃着祖母在极度饥饿状态下留存下来的黄油,突然明白了祖母饿死的事实。“亲情”在这个故事中得到开放性的表达,引发思考,这显然不是空洞的解说能做到的。
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目录

阿成的《春雨之夜》讲的是两个成年人的友情,他们相识出于偶然,身份背景也大不相同,只因为几句话讲得开心,便有了断断续续来往,直到“我”最后一次去拜访,对方已不在人世。“朋友”这个词此刻郑重出现,轻快的笔触突然有了重量。


冯骥才的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,一对外人看来极不般配的夫妻,相依相伴度过艰难时光,直至一方死去,另一方依然在生活中保有着二人相处时的习惯。这些都是人类最基础的感情,却又最复杂,难以用几个词语来概括,但小说却可以帮助孩子们体会它


怎样讲述“生命”、

“理想”、“道德”、“欲望”?

莫言的《大风》中,爷爷在去世的前一天突然精神矍铄地拉着小车出门,带回一棵草。没有人知道原因,只有孙子回忆起幼年时期和爷爷一起遭遇龙卷风的经历:爷爷在龙卷风中雕塑一般站立,青筋暴起,拉住小车不放,货物全被吹走,车里只剩下一棵草。《大风》篇幅很短,却写出了一个农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珍视;其他的小说,如曹文轩的《小尾巴》,展现小女孩珍珍从极度依恋母亲转变为拒绝母亲的过渡阶段。王璞的《捉迷藏》,从游戏结束的角度切入童年结束这一人生结点。

伏案写作的王安忆

这两篇小说都捕捉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瞬间。从苏童的小说《小偷》里,能看到“欲望”“道德”“友谊”种种复杂感情在少年的心中交织。而贾大山的《杜小香》、阿来的《秤砣》、铁凝的《孕妇和牛》,则写出了一些底层、平凡、未受过教育的人对“理想”、“道德”、“责任”、“知识”、“美”等抽象事物的追求。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方向:人类是否天然向往着美好的精神事物?在信息匮乏的年代,蒙昧之人凭着自己的感官感知世界,对某些自己不能解释的未知事物产生探索和崇敬之心,这与“孩子”的认知状态是相似的,比之于成年人,孩子们也许更能理解这样一种状态。


文学是什么?作家是什么?

给孩子们看的文学作品,并不能因为读者是孩子就降低文学性的标准。《给孩子的故事》里有二十五个篇目,它们既可以给成年人看,也可以给孩子看。或许,二者的阅读感受会有所不同。但孩子们总归是更有希望的,因为他们更加多思,更具备在想象与经验中转换的能力。文学应当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东西,这希望并不是浅薄的希望,而是经过炼狱之后的希望。而孩子则是一个社会、一个时代乃至人类未来的希望,如果文学能够帮助到孩子,那便更是不辱使命。

至于作家,他或许是一个思想者、一个创造者、一个媒介,也可以是寻找着希望和传达信念的人、拯救他人亦被他人拯救的人。在高晓声的《摆渡》中,作家是一个摆渡人,能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。在贾平凹的《一位作家》里,作家是一个渡不了别人,也照顾不好自己的人。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,这共同点就是不放弃写作,不放弃自己与他人的希望。


一个人自诞生起,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认知事物,这时候他没有任何经验可循。一个人越成长,可依赖的经验与知识就越多,陷入惯性思维的机会也越大,但通过持续的反思,这还是可以有效避免的。此时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们,在二十、三十年以后,都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,愿他们在那个年纪依旧保有天真。


这天真即如王安忆所说:“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,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、明辨是非。


本文刊载于20170714《北京青年报》B5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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